侯书议

蹒跚一段时间，以货币工具、物价管制等宏观调控通货膨胀以来，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有所缓解，但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同期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回落的百分点比2007年后半年的幅度还要大。总体趋势来看，GDP增速大幅放缓。受综合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堪忧——由于紧缩货币政策以及汇率影响，各经济体出现衰败迹象严重，如果持续的防通胀调控政策失足，可能让中国经济陷入滞胀。

目前，种种形式和宏观数据显示，这一问题的严重越来越大，比如以GDP增速衡量，连续五年GDP增10%以上，在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已经基本到达10%的临界点。如果下半年的金融、物价管制等手段不变，则可能导致GDP增速继续下滑。按照学界的分析，如果GDP增速下滑到8%以内中国将发生滞胀或硬着陆的危险，而当前的宏观运行数据正趋向急速跌落的阶段性危机。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应该从谨防通胀向防滞胀转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里我们不妨从两个角度简述：

其一，根据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2342亿美元，同比增长25.7%，比上年同期加快2.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666亿美元，增长21.9%，回落5.7个百分点；进口5676亿美元，增长30.6%，加快12.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990亿美元，同比减少132亿美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为了防止由于巨大贸易顺差带来的汇率风险，对于出口企业打击是空前致命的，比如货币紧缩政策影响了主要出口企业的资金链问题，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影响到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一年多年的持续紧缩政策下，珠三角、长三角的诸多主要针对出口企业不是选择外迁（如越南等地）、便是破产倒闭。今天，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大面积倒闭破产或外迁，业已预示着中国实体经济处于衰败的境地。如果说中国经济多年以来依赖于重出口、轻消费的高速经济增长不再（出口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30%以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决不是什么耸人听闻之辞。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宏观政策中“一刀切”或者“偏失的”紧缩政策、价格管制不利于很多企业的发展以及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供给。这些又决非某些主要针对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当这一弊端蔓延之际，非主要针对出口企业也大受“牵连”，这一“非常”推理并非无的放矢——事实上，当主要针对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也间接和直接地关系到很多非出口企业——据我个人所知，很多出口企业或公司不直接提供生产和服务，而是以“贸易、中介”的方式，把商品和服务的源头供给转嫁到其他实体经济中，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代加工或贴牌生产——订单来了，这些生产企业、厂家按需生产；同时，即使具备“4S店”的能力，它同样需要其他非出口企业提供零部件和服务，这些主要针对出口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和市场空间缩小的时候，作为供货商，即提供零部件和服务的厂家也颇受影响，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无需多讲。

那么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所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让这些“关系千万重”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渡过调控紧缩下的难关，比如继续鼓励出口、提高退税率，从实体经济的盈利率出发，鼓励企业的生产出口。这是个“相对论”的问题，既然想缩减巨额贸易顺差，我们并不一定要从扼杀企业出口贸易额度上下手，不妨从提高进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上，抵消出口贸易总量，减小贸易顺差，如此一来既排解了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风险，增强本国极缺物资的需求，比如石油、铁矿石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等；又化解了很多企业市场空间萎缩的可能，可谓一箭双雕。

其二，中国高通胀的背景，应该说是投资环境、生产供给链条恶化，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因为整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产能不足，导致供给不足，以及整体资产价格估值过低，国际热钱以及国内流动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赌注某些行业和基础物资，致使物价因为局部流动性过剩而价格上涨的局面。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9%；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20.4%，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64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9%，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02个百分点。这时，如果政府还放任或相信价格管制措施可以有效防止物价上涨，比如食品价格上涨，可能进一步导致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消减。打个比方，以农产品为例，如果粮食收购价稳定到一定范围内，将出现两种情况：一，相关从事农业生产者惜售，市场商品流通供给不足，物价上涨；二，生产资料上涨，而从事农业生产者缺乏市场吸引力，降低投资规模或停止生产，比如猪肉价格的上涨就是源于猪农养猪不赚钱，不养猪了，猪肉价格就上涨了。

从这一层面而言，目前的价格管制，不但无法迅速消解通货膨胀，相反则产生负面作用，由于商品和服务的产能不足、供给面减少，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未来两三年内，从出口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转向所谓的消费对于整个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进而拉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希望，笔者认为，想都不要想。虽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元，同比增长21.4%（6月份增长23.0%），比上年同期加快6.0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43068亿元，增长21.3%；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7207亿元，增长24.0%”，这仅是“一厢情愿”的经济学上的常识判断，与实际相比而言，社会消费品总额（货币支付）的增长不是内需的增长，而是货币过多、物价上涨，造成以货币为基点的消费增长判断，纸币的支付总额增长不代表真实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增加。换句通俗的话说，只不过是物价上涨了，社会消费的商品总量还是那个总量（甚至更少），而消费者不得不支付出更多的纸币去购买相对较少的商品和服务。

那么，假设，上述情况继续不景气，我们可以看到，工厂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以及由于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不足，助推高通胀。其结果只有一个，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滞胀。根据相关经济数据或国民财富增长角度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高通胀压力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核心问题，而是防范经济步入萧条期、社会失业率上升，并引发宏观经济基本面全面步入大衰退。

由此看来，从谨防高通胀向防滞胀转移，势在必行。而此时需要智慧的政府明白什么是藏富于民和鼓励生产应对经济下滑风险。如何藏富于民？比如减税、健全社保、稳定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如有价证券、土地）等；如何鼓励生产？比如深化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金融配置，放开价格管制，让市场自由选择，提高各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动性以及商品和服务总量的供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