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前宏观调控“减震”吁求怕不符合现实，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大宗商品、原油、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压力依然存在；二是，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短期内不会消减，社会流动性依然过剩。

而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复杂，为何经久不减通胀缓解？这怕是学界所谓的一刀切政策不符合中国经济的构成，中国经济一面显示出投资过热、存在危机风险的倾向；一面是投资动力不足，生产商品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物价暴涨的势头。

正是这两方面原因没有得到综合的评估以及损失程度的衡量，导致管理层，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法彻底平衡这次经济危机、治理好通货膨胀。按照货币大师佛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就是纸币发行量过多所致。那么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如何，且看一则广义货币（M2）增长率，从2000年至2005年依次是：12.3%、17.6%、16.9%、19.6%、14.4%、17.9%；2006年末广义货币余额为34.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9%；2007年末，广义货币余额40.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7％。而广义货币增长率，总体上较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这就导致纸币泛滥、社会流动性加剧。

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通胀，政府必然采取信贷紧缩政策。这里既要考验政府权衡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要做到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问题，应该说是个高难度的动作。那么由此以来，无论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与企业来说都应该是一个打击，前者关乎到总的信贷投放量问题，比如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17.5%；那么下一步选择加息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据央行透露，“一切皆有可能。加息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加息并不是该行遏制通货膨胀的惟一选择。”加息无疑助燃了当前的形势，即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安全边际较高的大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现象较为突出。以浙江省临海市为例，2006年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月均为1.43亿元，这个数据在2007年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贷款余额月均只有3400万元。

此种情况之下，既要兼顾治理通胀的当务之急，又要考虑社会有效生产供给的提升、有效配置资金，这里也不是没有办法，既然中国经济还存在过热，就说明某些行业依然投资过剩，这些行业是那些？应该说是国有垄断企业、重化工行业占据了一大部分信贷资金；此外政府的工程建设也导致有限的信贷占款，比如政府建豪华楼堂场馆、打造文化工程以及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等，也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负担。

那么政府调控政策应该有所兼顾，尽量压缩上述这些垄断行业和政府项目的开支，在不增加流动性的前提下，把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用在扶持民营企业、特别中小民营企业身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同时，应尽快启动减税政策。笔者曾在年初发表文章《应尽快启动减税机制应对经济危机》中说，减税易于激励经济体蓬勃发展以及利于减压通货膨胀。并指出，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迫切需要政府减税政策的尽快出台，以缓解经济危机以及居民生活成本上涨。如此一来既刺激经济增长，又实现藏富于民；既是短期的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又是长远的经济战略部署。同时宏观数据也显示，政府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2007年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收12543.83亿元，增长32.4%。其中，税收收入45612.99亿元，比上年增收11487.11亿元，同比增长33.7%，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8.9%。且财政收入多年以来持续高速增长，并一直高于GDP增速。可以看出，中国税负过重。纵然说南方雪灾、汶川震灾、南方洪涝灾害等，政府多次划拨救灾资金，以及每年向汶川震灾拨付700亿元灾后重建资金，相对于5万多亿的财政收入而言，实在不值一提。

如果，政府不能尽快调整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那么引发的后果便是——很多民营企业、特别中小企业解决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如果他们倒闭破产了，不但造成社会有效供给面不足、失业率也将大幅提升。最终把中国经济从通胀带向滞胀的泥潭。

这则数据证明中国在国际支付能力上占有优势地位；也表明中国的出口贸易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美元不断贬值走软，则预示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危机——如果说，“双赤字”是一种危机，其“双顺差”也将是一种危机。

“双赤字”危机，如美国自2002年以后就开始面临这样的难题，2002年美国结束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盈余，本年度财政赤字达1578亿美元，2003财年财政赤字上升到3753亿美元，2004财年财政赤字达4130亿美元，2005财年财政赤字为3190亿美元，2006财年财政赤字降到2482亿美元、2007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628亿美元；贸易赤字依次是，2002年为4352亿美元、2003年为5307亿美元、2004年为6659亿美元、2005年为7260亿美元、2006年为7636亿美元、2007年为7116亿美元。“双赤字”用我们俗话讲就是入不敷出。美联储开始印刷钞票支持这种局面，于是，造成信用体系开始无休止地膨胀，最终导致美国从次贷危机打开缺口，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几乎波及到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那么“双顺差”危机从何而来？

不妨从美元贬值的角度去论述，当美元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借助海量的进口商品途径流入到国际社会，美元多了，就贬值了，这就导致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体系在国际收支中严重贬值，比如我们的人民币，有人预判，中国外汇储备中达70%，也有人预判可能比这一比例还要高，这可能导致巨额外汇储备将会面临大幅度缩水的危险。

在外汇储备不断推高的情况下，人民币投放量也会随之加大，导致社会流动性过剩。当前的通货膨胀就与此有关。通货膨胀通俗地讲就人民币多国社会商品在实际流通中通过货币反映出来的价值，钱多了，相对物品就少了，所以价格就上涨了。

就目前而言，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人民币投放量过多所致。那么当前中国治理通货膨胀是以紧缩货币为调控手段的，换言之，就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意味着中国不得不拿出更多的人民币去支付通过进出口贸易等形式挣来的外汇，政府只有投放人民币，根据外汇储备余额的多寡，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减少社会流动性的正面效果，原来收紧的银根，通过外汇储备余额的激增，又流入到社会上。这与治理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紧缩货币正好相违反，一面是，在国内通过收缩放贷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减少社会货币供应量；一面是，又要拿着人民币收购外汇，向社会增加货币供应量。结果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总是不见成效。

同时，输入型通胀和热钱又火上浇油加剧通胀。输入型通胀在于，美元贬值，与美元挂钩计价和结算的的石油、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而这些正是中国对外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原材料，由此将出现两种恶果，一，或推高生产成本，自然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就上涨；二，或成本上涨，企业倒闭、社会有效商品供给降低、物价上涨。热钱在于，由于人民币预期升值影响，国际热钱迅速涌入中国，加剧社会流动性过剩。据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张明发表报告指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热钱数额惊人，已高达1.7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这样高的热钱涌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

通过上述推证，如果说早前中国存在的通货膨胀主要由于内部因素造成，而今外部因素（国际环境）也正通过巨额外汇储备这一国际收支形势参与了近来。如果国际环境继续恶化，美国继续以金融操纵手段，放任美元继续走软，中国将有可能引发滞胀。滞胀在宏观经济学中的释义就是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高通货膨胀(Inflation)，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

而美国双赤字和中国双顺差不同之处在于，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所言就是：美国双赤字越来越多地由短期外债支撑。如果是普通新兴市场国家，早就被如此大规模的双赤字拖垮了。美国之所以能够幸免，是因为美国仍然能够用美元，而非外币举债。如果美元贬值，承受损失的是别人，而不是美国。美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来说十分重要，人们不能消极地接受美元崩溃、美国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的日益扩大，最终将会引发一场危机。这就是很多国家不愿看到美元持续疲软而要推高美元汇率的重要原因。

因此，你也可以把巨额外汇储备看作是一颗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正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

这次选举风波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合乎选举法理程序的选举结果因人为因素最终导致流产，已无必要舍本逐末、挖掘枝末细节，问题的重心是，造成宁夏律协常务理事差额选举风波背后的法治和民主问题。

法治，法治，普通公众假设还可以不太深知其内涵的话，那么作为从事法律的律协工作者，总该明白其要义所在吧？可是不这样的，由于合法的选举结果使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当选的人员也不符合领导意图，大会主席团竟然拒不公布选举结果，而是强行命令各代表团分别“做工作”后重新投票。公不公开选举结果自然不是大会主席团说了算，而是依照“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从法理的层面去公布选举结果，这其中的明确界限是参选人和被选举人的知情权问题，大会主席团岂能如此扼杀知情权的法理问题？

说推倒重来，就推倒重来，这其中的成因无外乎在这次选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纵然投票计票工作都符合选举办法，由于选举与监督脱轨，选举因此不能成为真正的选举，监督没有真正的监督，这样的民主选举只是流于形式的选举、只是权力与权利的较量，没有任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可言。宁夏律协常务理事差额选举的公开舞弊、拒绝公布选举结果、没有监督主持正义，借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说：当正直的人对一切人都遵守正义的法则，却没有人对他遵守时，正义的法则就只不过造成了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罢了。因此，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的。

笔者在这里无意藏否人物，至于如何造成“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局外人无法用道德评判，个中酸甜苦辣滋味那些当事人应该一清二楚；而无视选举程序正义却是千真万确。

行文至此，笔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媒体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词语，个别领导的“意中人”未能入选就要重来。什么是“意中人”？汉字中的通常释义就是指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些事儿。暂且不说那两位第一次落选的“意中人”是男人或女人的问题，只“意中人”用在这次选举事件中，就颇具讽刺意味，这里折射出的不正是某些领导真把选举场当成了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和后花园吗。恍然让人想起古代帝王临幸后宫千百粉黛佳丽，是“意中人”的就留下，不是“意中人”就让小太监用麻袋捆吧捆吧抬走。领导不满意就要重选，正如古代帝王临幸嫔妃一般。追究下去，归根结底在某些领导以权力欺压权利、漠视选举程序正义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在作祟。

不夸大、不无视，类似宁夏律协选举舞弊事件，在个别地方、基层选举过程中以权代选、以权谋私的行为并不少见，媒体也曾爆出不少相关的负面报道。宁夏律协选举舞弊风波不过证实了一个这样的事实——选举场成了闹剧场，最大闹剧是选举的荒诞不经。而这，正是阻碍社会推进民主法治的毒瘤。

为了不让“荒诞不经的闹剧”常演下去、保障“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不能让监督机制失聪失灵。否则，我们看似撒下了龙种，但收获的将只能是跳蚤。

（应搜狐评论约稿作，2008年6月24日）

抛却市场经济就是发挥个人创造力（西方经济学谓此为个人主义）这一问题，从另一面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妥协，换言之，市场经济本质也就是妥协经济。不妨从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商品价格、劳资关系等方面进行类述，或可揭开市场经济的有益基础秩序。

市场经济首要之处在于一国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进行有序、公平、公正的竞争。如果没有这样前提的制度保障，那么经济体之间就不会充分实现市场竞争，而是多有政府权力身影进行干预、管制。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的存在就会挤压、打击民营经济体的发展。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失去根本的公平竞争机制后，民营企业、特别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融资、很难在一些大宗商品、初级产品等连番涨价中生存下来。这时，何以让那些中小企业体继续发展下去？举个例子，以垄断行业为例，比如石油、电力等一涨价，就直接波及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这里就没有什么妥协之说。不妥协的结果就是一些企业难以生存，唯有破产倒闭。如果不存在垄断呢？众多同行业同类产品提供商进行竞争，就有多渠道、多方面选择，不但上、下游企业形成妥协最终达成产品成交，就是同类行业也要互相妥协，如不妥协就没有市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即使一些企业幸存下来，也会提高商品价格以应对生产成本上涨，如此一来，对于另一些企业来说，投资成本也会增加，毕竟一家企业不可能完全生产商品的每一个零部件、或完全自我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众多经济体提供必要的产品或服务。如果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妥协机制，最终造成所有经济体之间恶性循环下去，乃至一发不可收。

从商品价格角度论，这里的妥协更为显著一些，很简单，如果同类商品价格偏高，超出市场购买力的话，那么此种商品的销路就会缩减，消费者就会选择价格便宜实惠的商品。比如方便面，如果方便面无缘无故的涨价，消费者可以不购买它的产品或减少购买量。再比如商品房，纵然是公众再多抱怨房价依然居高不下，如果不遭遇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或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下行的现象，它很难自动调节价格。问题正在于，商品房市场仅是所谓的“只有买方市场，没有卖方市场”。公众可以自由选择购买商品房是真，但是房地产开发商生产房子时是没有市场的，它的原材料土地是政府垄断没有市场的，这就制约了商品房的市场价格机制形成。没有完全市场，也就没有妥协意识，即使在公众买不起房的时候，开发商也不会妥协到把价格降低到消费者可承受的空间里去。大凡接受过初级教育的人都知道，西方早期的资本家在经济危机时，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会贱卖牛奶。其实道理大抵一样，都是没有形成良性的市场价格机制，结果是互不妥协、互相僵持。

从劳资关系角度论，比如新近出台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导致很多企业变相裁员，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政府以法律形式强制约束企业应该如何如何，忽略了劳资双方的关系。换位思考的话，站在资本方考虑，由于受市场环境影响，生产成本上涨、企业效益降低、市场萎缩，企业不该裁员吗？不裁员的话，就要面临破产。这样的道理是没有的——如此刚性的规定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市场步入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时候，减少用工量或缩减就业岗位，是一个企业正常的应对经济危机行为。特别在中国这个劳动密集型大国，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产业升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科技含量的提升，科技含量的提升本身就意味着打破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力密集的壁垒。这时出台法规性文件强限企业应如何做、不应如何做，无疑与市场选择是背道而驰的。表面上看似给予工人撑腰，实质仍是破坏市场。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应该是劳资双方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方面达成共识、达成妥协，而非无视担当劳资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的工会调解权利，或无视工人通过集体抗议或集体罢工的权利。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部“新劳动合同法”不足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劳动报酬问题、工作环境问题。大部分劳动方无法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或工资待遇过低，甚至无法讨要工资的事件频繁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市场，劳资双方没有通过市场行为达成很好的妥协。在西方诸多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大都已经实行了最佳调解劳资关系的劳动方的集体罢工权利、抗议权利，实践证明这一罢工权利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以上种种，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妥协。没有妥协便不会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没有达成市场妥协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政府权力机关没有与市场达成妥协，从垄断国企到价格管制，从资源配置到生产要素，处处不乏政府权力的身影，管制钳制竞争，配额替代选择，市场机制处于被动、失灵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总的经济体很难中兴蓬勃发展下去，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尚可勉强维持运行一时，一旦遭遇任何经济危机的风吹草动，都将溃不可挡。经验证明，众人皆知的计划经济时期暂不不必说，就近而言，比如当前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融到资金，在资金链断裂或者无法革新技术生产力的情况下，这些中小企业只有应声破产倒闭。

既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妥协，而没有达成妥协的羁绊在于政府，由此而言，当前的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仍在于，政府管制与市场之间的妥协，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之间的妥协。如果政府权力机关没有妥协的基本前提，市场化改革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要义了。

“今年以来，境外热钱加速进入我国，今年4月再创新高，但在地震之后特别是5月底，我们发现热钱的流入出现了新的变化。”广东社科院《境外资金异常流动研究》重点课题组组长、经济学教授黎友焕博士昨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课题组的监测发现，在地震后尤其是5月底，通过地下钱庄流入的资金出现明显减少的趋势。

热钱观望地震影响

黎友焕表示，5月份热钱流入量仍继续增长，不过已经有苗头显示，其进入的加速度正在下降。根据课题组的监测发现，在地震后尤其是5月底，通过地下钱庄流入的资金明显减少。

通过地下钱庄的渠道进入的热钱反应速度较为迅速，往往只需要一周的准备时间，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顺差的渠道准备期则需要1到2个月。“这说明境外热钱的持有者正在对地震是否会损伤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进行观望和预期。”黎友焕表示。

黎友焕说，热钱长期以来一直看空后奥运时期，但是地震的突然而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中国4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达1.7567万亿美元，其中4月当月新增744.6亿美元。4月外贸顺差为166.77亿美元，当月实际FDI为76.03亿美元，有人认为除了外贸顺差和FDI之外的501.8亿美元外汇储备都是流入的热钱。对此黎友焕表示，热钱的流入并不能简单的以外汇储备的增长减去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来衡量。

黎友焕亦认为，在当前仍没有有效的措施能控制热钱的流入和流出，如果出现热钱大规模流出，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建议动用外汇储备赈灾

面对1.7567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在美元资产不断贬值的压力下，有学者认为应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赈灾。

截至6月1日12时，全国共接受各界捐赠款物415.38亿元人民币，实际到账款物376.22亿元人民币。

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韩强教授表示，应该立即动用外汇储备购买急需的抗震物资。灾区安置所需的帐篷等物资缺口巨大，而仅靠国内目前有限的生产能力很难满足这种紧急需求。他认为，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储备，不仅可以用来应急，还可以改善将来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医疗设备。

从事经济研究的独立评论人侯书议认为，如果把巨额外汇储备变现变物，更多地用于汶川震灾中的经济重建、基础设施重建、医疗教育重建，以及对受灾居民的食品、房屋重建等方面上进行大力补贴，不但有助于消解一大部分重灾区居民的民生问题，对于汇率存在的风险以及优化资金配置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过黎友焕认为，动用外汇储备和赈灾并无必然的联系，目前国家在财力上完全有能力重建灾区，动用储备并无必要。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曹华亦认为，灾区的重建应该主要依靠财政政策。

每经记者 王涛 发自上海

(本文来源：2008年06月03日《每日经济新闻》 ) 

基于早前议论纷纷的新鸿基地产主席郭炳湘状告两位兄弟郭柄江和郭柄联，并由此引发的市场诸多猜测，比如权力、女人、阴谋？具体真相如何，谁也不得而知。不过，新鸿基董事局宣布，委任郭氏兄弟的母亲邝肖卿女士为主席及非执行董事，直至今年12月的股东周年大会为止。

这里不予过多引述新鸿基地产内幕之后的兄弟之争，而借助这个话题不妨看一下整个中国企业界的格局。那么中国整个企业现状如何呢？目前，差不多中国整个企业界的企业生存并不能长久，很多企业火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再多点年头，就隐退幕后，甚至破产倒闭。正合乎一句古训所言的“富不过三代”，为什么？这里的原因不妨先看一个外国企业的例子。

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mpany)为例，在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之前，可口可乐还不是具备品牌效应，当时的情况类似于小作坊，只不过是生产含可卡因的酒精饮料。1888年Asa Griggs Candler（艾萨凯德勒）看到了可口可乐的市场前景，从Dr.JohnS.Pemberton（潘伯顿）手中购买了其股份，掌握了其生产销售权。Dr.JohnS.Pemberton去世之后，Asa Griggs Candler掌控了全部可口可乐的所有权，于1892正式成立可口可乐有限公司。1899Asa Griggs Candler把装瓶权利卖出，保留神秘配方及可口可乐名称的所有权；在1919年，Erntst-Woodruff从Asa Griggs Candler的继承人手里买下可口可乐公司，到了1923年，Erntst-Woodruff的儿子Robert W．Woodruff继承父亲产权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的掌门人，正是在此期间历经世界二次大战，可口可乐与美国军队合作，使得可口可乐公司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饮料公司。之后，可口可乐还在不断变换产权，也就相当于更换掌门人，除了Erntst-Woodruff的儿子Robert W．Woodruff继承父亲产权之外，这里很少有家族继承的身影出现。比如，出身于古巴的化学工程师Robert Goizueta（罗伯特·戈伊苏埃）接掌可口可乐公司，到继任者Douglas Ivester（道格拉斯·依万斯特）。

值得一提的是，Robert Goizueta（罗伯特·戈伊苏埃）执掌可口可乐公司期间的辉煌奇迹，从1981年Robert Goizueta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1997年因病去世，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价值从43亿美元增长到了1470亿美元。Robert Goizueta出色地完成了作为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这个角色的根本要义“对股东权益负责、对企业负责”，并在这种情况下，在Robert Goizueta接掌可口可乐公司掌门人以前，从投资者的总回报率平均不到每年1％，上升达30％的收益。Douglas Ivester出身于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上，算靠养鸡来攒零花钱的穷孩子吧。他接掌可口可乐公司时，而是源于其构想并实施了具有独创性的“49%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使得可口可乐的低回报灌注机生产线以及它的一大堆债务从可口可乐公司的帐本上一笔勾销，并使之成立为一个独立的公司。

上述证明，可口可乐公司成立至今一百三十年而不倒，且越做越大，其中——无论可口可乐公司怎样变更掌门人，有一点始终不会变，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要对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股东负责、对公司负责。

回过头来，说中国企业或公司治理结构，无论上市与否，在中国的企业家很难做到对于股东权益负责、对投资者负责的精神，更多的是，一家企业（公司），兴旺也好、低迷也罢，如果他姓李，可能一辈子都姓李下去，决不会姓张。而作为董事长（或CEO）会把企业转交给他（她）的子女打理，决不旁落他人之手，即使把企业（公司）搞坏，也要死守不放。至此也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了吧？

新鸿基家族变局，说到底，就是家族内部权力之争背后为一己家族私利着想，漠视其他股东权益。严格说，就是缺乏有效的现代股份机制制约，股份制不成股份制，职业经理人没有职业经理人精神。这些，正折射出整个中国企业现状的弊疾。今天，有人抱怨中国企业走不出国门，在世界上无顶尖级大企业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家族式、不可持续性企业（公司），暂不说其走向世界，就是本国之内发展还未曾壮大起来，就已经破产倒闭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倒闭了多少家家族制企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找来看）。

新鸿基家族变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古代帝王家族制（接班制）是导致其灭亡或朝代频繁更迭的主要因素，那么企业（公司）的家族制模式怕也逃不过此劫。——家族制可以使庞大的政权机器毁灭，难道不可以使得一个企业公司衰败吗？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要想做到中国社会财富总量有效增长、人民普遍富裕，务必建立一套企业（公司）内部自治有序、外部有法律强迫的法治机制，保障企业（公司）能够不断创造价值、累积财富。反过来思考，如果社会经济体不能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这个社会还会处于普遍贫穷的时代。

5月25日以来，一些网站陆续出现“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江油市长钢总医院打志愿者”的帖子，有网民还进一步锁定打人者为四川省卫生厅农卫处处长马步钢，广大网民对此反映强烈。（5月27日新华网）

5月26日，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的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就“关于该厅干部马步钢殴打志愿者”出面辟谣，称该传言“纯属谣言”。这是电视直播，想必全国很多观众都在电视上看了，这是一个铁证。

似乎事件又峰回路转，5月26日当天深夜，该厅（四川省卫生厅）在网站上挂出了对干部殴打志愿者事件的处理意见——打人干部张建新停职察看，并附上了张建新的道歉书。我不想具体描述其中的细节，关于细节大家想必也都看新闻报道了。引用《新快报》（5月28日）的新闻报道说就是“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卫生厅官员打人是谣言，晚上再次开会表示已处罚当事人。堂堂政府机关转变如此之大，网友的力量不言而喻。”

这次四川卫生厅国家公务员公然打人事件，至此算告一段落，殴打志愿者是该卫生厅工作人员张建新所为，并公开向被打者震灾志愿者小林同学道歉，对于其人处理仅作停职察看。纵然告一段落，该打人事件依然不能算完，照目前的舆论走向看，即使开除出手打人者张建新公职，也未必能够化解掉这次四川卫生厅的危机攻关，因为它伤透了全国志愿者的一片热血和奉献爱心；进一步说，它可能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有捐款者说要把捐的钱索回来；有的说知道这样子不该再一次捐款；有的说打人事件让全国人民心寒了……

至于那些一时说“要把捐的钱索回来”，依我看，仅是一时气愤，道理上他们应该懂得，该帮助灾区人民还是应该全力以赴的帮助灾区人民的，与打人事件不是一码事。而伤了国人的心，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想，就我个人而言，四川卫生厅的举动确实不怎么高明，令人气愤。

这里的疑问和疑点诸多，不妨从头理顺。据媒体报道说，打人事件发生在5月21日11时左右，距离四川省卫生厅出面辟谣的5月26日已经有六天了，这六天之中，应该说有充分的时间调查取证？为何没有调查取证？这是疑问。

当时，四川省卫生厅来人到江油市长钢总医院检查工作，有江油市卫生局方面的人员陪同，等于有政府方面人员作证，难道说调查取证还那么难吗？这里我只有一个推测，既然打人者是来自于上级单位四川省卫生厅的干部，那么下面单位自然不好说话，如今的官场还不就是那么回事——缺少监督机制，所有事件处理都是论资排辈的，在平时并不鲜见类似于出了问题，大多是副职或小干部受处罚、大鱼则漏网，道理相通矣。

关于监督匮乏这些暂且不论，那么六天之后的5月26日，四川卫生厅厅长沈骥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的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就“关于该厅干部马步钢殴打志愿者”出面辟谣，称该传言“纯属谣言”，之后为什么没有交代另有其人（张建新）呢？既然打人者另有其人，那么就不应该说什么“纯属谣言”，公众明白对待谣言的最办法是“谣言止于真相”，难道四川卫生厅的相关同志不明白这个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吗？四川卫生厅或许懂，或许装作糊涂。四川卫生厅仅是交待了“关于该厅干部马步钢殴打志愿者” 的传言“纯属谣言”。

今天回过头来，看待这次四川卫生厅工作人员张建新打人事件是真的，按照这个逻辑追究下去，那么5月26日下午，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的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就“关于该厅干部马步钢殴打志愿者”出面辟谣，一半是正确的，不是马步钢殴打志愿者，而另一半却没有在六天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殴打志愿者是张建新，这算不算是另一种讽刺性的“谣言”？依我看是——明明有，四川卫生厅厅长没有说；明明是发生在江油市的省卫生厅工作人员殴打志愿者的事件发生，却掩藏了起来。正如《新快报》的报道所言“堂堂政府机关转变如此之大”，抛却什么“网友的力量不言而喻”，现在某些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该到反思的时候了。

在“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大难关口，在全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灾救灾时刻，殴打志愿者六天之久还没有明确的交代，结果却等来卫生厅长的出面辟谣，说什么“纯属谣言”，这是什么行为？这很可耻、无耻。这样的工作效率暂不说救人生命，就是明明极容易调查取证的小儿科工作，也被后来的四川卫生厅发言人说成“对于前天辟谣不存在打人事件，到前夜公开致歉，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在调查和结果的落实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调查结果时，对张建新打人事件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5月28日《京华时报》）这样的为人民服务机关值得我们警惕。

行文至此，仅是对殴打志愿者的张建新停职察看，四川卫生厅的危机攻关未必能够收到良好成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相关发言人对这样前言不搭后语、与实际不符并引起公愤的行为，应主动引咎辞职。这叫说的客气一点。不客气的话，如此身在要职的官员压根儿不配当人民的公仆，应该被撤职。以谢天下。

自然灾难之后，政府花大本钱帮助灾区人民搞家园重建，应该说是一种国际惯例了；就是从本国实际来看，政府投入庞大资金支持灾区人民无论从法理或道义上都是应该的。我为什么说，还要鼓励更多民间资本介入灾区家园重建呢？这里不妨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方面去论述其中裨益。

在灾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以及民间住宅方面，如果有更多企业或民间资本无偿提供建设和资金，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路、桥等，以及公共设施方面的学校、医院等，乃至具体到一些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住宅建造等，至少可以减少政府在这些方面的直接投资。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不意味着说要政府财政方面少掏钱，相反却是要政府把原来用于灾区的赈灾拨款更多地、更好地用于那些家园、财产顷刻之间毁誉一旦的灾民身上。

大家知道的是，在这次自然灾害中，千万间房屋倒塌、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除了银行存款之外，他们的房子、家居用品、以及饲养的猪羊牲畜等算是固定资产吧，一场灾难基本上倾家荡产了。我在农村呆过，知道现在农村居民很少有储蓄，大多都是有点钱就置办固定财产了，那么相对来说，四川汶川受灾地区本来就不是那么富裕，他们的存款到底有多少，我当然不敢武断推定，但可以猜想的是，他们固定财产一夜化零之后，也没有多少了吧？按照原来他们积攒财富的路径和财富增长的速度来看，至少数年多则数十年无法翻身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所以从这一方面考虑，政府帮助家园重建不仅是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提供房屋等，更主要的是，应该拿出更多资金去直接补贴那些受灾民众，让他们可以置办些家居、家电、农业生产工具等生活生产必需物资用品。这相当于，在他们恢复生活生产时，不必再用自己的劳动报酬去投资这些生活生产必需物资用品，能把有效的资金用在改善他们日常生活中饮食方面，尽快提高生活质量。

比如有公司承诺“以纯粹援助、不取任何回报的方式，无偿为灾区提供部分安置用过渡性简易住房，并无偿为灾区援建社区中心、医院、教育设施等公用建筑。”如果这样的无偿支援建设的民间资本再多些，其覆盖、波及的面积就会更大，这样一来可以把原来政府财政投入的总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多给灾区人民发“红包”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政府直接给灾区人民发红包可能要比直接投资建设还要节省资金。因为政府对于这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过程中，资金损耗率很高，打个简单的比方说，如果本来十万元可以办成的事情，政府要投资上数十万元才可以办成。比如这次震灾中就有这样一则新闻报道说：重灾区北川县刘汉希望小学仅教学楼没有塌，而且另外两幢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也安然无恙。该校教学楼高三层，有12个教室，建筑面积是1268.5平方米，总造价是59万元，其造价离当时国家拨款给公办学校建楼的标准400元每平方米的基本水平还低。据学校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这59万元中，援建方汉龙集团出资52万元，剩下的7万元是由村、镇集资的。刘汉希望小学仅从投资建设成本角度看，所给予的启示是，民间资本介入到灾区重建中不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浪费，资金使用效率也奇高。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看出，民间资本大量介入到灾区家园重建，不但可以给当地受灾居民带去更多利益，就是政府的赈灾资金也能完全恰到好处地发挥更多、更好的功效。然而，理论终归是理论，至于那些民间资本或企业愿不愿意去做，那是他（它）们自己的事情，就像我们不应该逼着他（它）们捐款一样，也不能逼着他（它）们说，你们去无偿帮助灾区人民搞建设吧。似乎也不现实。

但是，无论作为企业或企业家，无论民营企业或者垄断行业，承担社会责任，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或具备企业家称号的企业家们基本的条件之一。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上世纪有三大转轨：一是，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企业赢利至上，企业的第一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存；第二目标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二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企业要关注环境，杜绝污染；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这时，明确提出企业的社会慈善责任。这是对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之外，应该说这是一个企业恪守社会道义、并且承担社会责任的大趋势。比如美国富人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慈善大家，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早前媒体热报说，比尔盖茨仅给每个子女留下100万美元，其余财产的全部捐给基金会，也即回报社会。也许这种社会责任，与眼下的国情有点格格不入，今天的国人还是类似于封建时期的家族式思维——将来可以给自己子女留下多少财富啊，创下多大家业啊。这种社会责任观念、道德伦理观念当然有待改观。

不过，我还是要表明我的立场，说是我的事情，做与不做是那些富人们的事情。期冀那些有资本实力的企业或企业家个人能够多帮助灾区人民搞家园重建。做了那是善莫大焉、善莫大焉。

今天的深圳又举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旗，率先尝试政治改革——5月22日，《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出现在深圳市政府官方网站上。纲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深圳市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及引入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反腐模式。这种敢为先、不畏阻、吃螃蟹的精神，再一次闯入全国公众的眼帘。

改革自然不容易，无论经济体制改革，抑或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说到深圳改革，自然不能不提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即歌词里所言的“有一位老人”邓小平。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翻阅《邓小平文选》有这样一段记述他心理历程的文字，邓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不久后他又被打倒了。也正是这一次的“整顿”为邓小平奠定了第三次复出之后采取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基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其面临的改革阻力毅然较大，并且不比第二次“整顿”时期的阻力小。邓小平复出之后正视了最麻烦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比如科学评价毛泽东、拨乱反正、以及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对于上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定义，其中就包括邓小平首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讨论。如果这次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还是相对阻力较小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真正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即“包干到户”却引起了更庞大的阻力。据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

之后，城市工业企业改革、建立经济特区以及私营企业自由化等，从封闭走向开放，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以及取得的良好成果，虽然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班子年轻化，但是依然无法越过政治体制上的顽固之疾，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旧有势力（干革命起家的）老一代政要人物的阻力以及腐败问题等。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率先退居二线，期望起到示范作用，减少老一代政要人物对政治的干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担任党的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了全退。

为什么？用1986年邓对日本客人的话说就是：“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同年邓的讲话中也出现类似表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由此说来，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吗？也难，但是没有当年的经济改革开放难吧？所以，不能因为这点难，而拒绝改革，不能因为有麻烦，而不改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在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过程存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原来的经济模式可能取得一时的经济增长，可今天它已经无法满足市场自行发展过程中需要的机制支持了。这就需要新的改革动力与市场化血液注入，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鲜活力量。

事实上，深圳先前跑得快，现在经济走下坡路可能更较显著，用一句俗话说就是“站得高跌得狠”。这几年的发展也屡遭制度瓶颈或政治体制的制约。换句话说，这几年深圳的经济发展出现隐患，投资环境恶化、创业环境恶化、人才资源流失严重，以及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导致大面积企业外迁，据媒体报道说，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港企北上深圳及珠三角的淘金潮后，同样的历史正开始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上演，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宽松优惠的官方政策，出口贸易可以规避的国际壁垒……随着这些曾经的“深圳优势”逐渐褪去，东南亚部分国家开始成为从深圳“手中”承接港企企业的下一站。

出现这一问题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如果总结过去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再发展困局，无外乎一个强权经济。借用一句古谚说，成也强权，败也强权。这个强权经济可能带来一时一地的经济复兴，但是处于强权干预下的经济发展终究难以为继。今天，已经在经济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全国各地也都一样，目前已面临经济再发展或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否的大问题了。

而今，深圳人重拾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再一次在深圳上演，而且触及到邓小平所言的政治体制上的本质问题了。这一精神也恰是根本变革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深圳市有关方面明确提出“为了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也是寄托于整个国家之上全体国民心中夜以继日、朝思暮想的权利渴望吗？

纵然说“深圳市拟将首先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这一举动范围较小，正如深圳市有关方面所言“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的大战略大手笔，意义却深远重大。故此，深圳差额选举或成政治体制改革破冰之举并不言过其实，而且这也或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拐点。

曾有论者担心，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政局不稳，并且当地容易发生经常性的罢工潮，对于在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投资的港资制造业外迁、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成本较低的地区实行产业转移，也不一定是多么好的事情和选择。我也曾一度这样思考。但是作为企业有固有的本质属性，即盈利状况，企业利润是根本。如果在投资成本、劳动力、资料价格、税收等都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选择外迁“出逃”总比坐地“等死”要好。

作为制造业集散地珠三角也好、深圳也罢，港资企业外迁必然让国内经济以及产业调整出现巨大阵痛，退一步说，不完全外迁或局部迁移，也难以避免这样的阵痛——消减当地制造业经济产值比重下降（全国经济产值也可能同期下降）、就业压力增大；然而没有阵痛，不足以挽救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问题，要想调整现有中国制造业困居，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精神。

单就制造业外迁或局部外迁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市场经济行为，市场会自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如果一地、一区少了某一类别、行业的企业提供生产供给，那么类似的企业就可能有新的生机，因为巨大的市场缺口导致它多生产、以及提高生产效率；也会伴随着新一批的企业投资到某些社会商品供给短缺的领域进行投资，就像制造业不赚钱了，很多企业老板把厂子卖掉转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投资一样，如果企业外迁带来更多的市场或者市场竞争压力减缓之后，那些一度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还会回流，重新配置到制造业领域。

并且，在原来那些规模大、效益大的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之后，这些新的资金投入或企业投产也不会再走原来的短视低端产业链条，随着更多的社会资金回流合拢，他们（投资人）也会想办法优化资源配置，一上马就会直走产业升级以后的投产。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这样做的话，还是没有市场竞争力，可能面临又被套牢或淘汰的结局，我想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干的。

其次，那些主要针对出口贸易的制造业外迁，对于缓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来说，也是很好的事情。它省去了行政手段调控主要针对贸易出口企业的弊疾，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出口业的限制遭遇个别西方国家的不满，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政府于5月21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的一份报告中重申“中国政府的决心，表示将通过刺激消费需求、而非依赖投资和出口来实现经济均衡前行，要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大力促进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随后，美国驻WTO大使奥尔盖耶(Peter Allgeier) 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不满，他指出，中国试图透过“扭曲贸易”的工业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制造了压力。同时还补充说，这些反映出中国尚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此看来，对于主要针对出口贸易企业外迁，既可以消解国际政治壁垒，也可以达到主动减缓依赖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进而转向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一层面来说，都是一件上优选择。

古人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我们俗话讲就是“有得有失”。制造业以及主要针对出口贸易企业外迁，甚至使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话说过来，在企业大面积外迁的同时，也要谨防企业外迁带来的民生保障问题。因为企业外迁意味着就业岗位缩减或失业率增加的。这对于那些工薪阶层、特别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最大的一部分群体的生活保障带来潜在危机，一是，到底这样的产业外迁之后的阵痛有多长？二是，那些失去工作岗位的群体能够坚持多久的基本生活保障？二者折衷之后就是那些失业群体在陷入基本生活保障困境之前能否就业、化解危机？这是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尽政府力所能及的范畴，优化投资环境，最大限度的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特别对于中小企业的现存困境要想办法解决。但是，这并不是长治久安之策，有时可能伴随着政府所谓“帮助行为”出现“行政干预”的角色错位。终其一点，政府应该少管制、脱离管制，把更多的调控政策、力度指向当前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占据很多资源配置份额的国有垄断企业身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生产资料配置、金融资源配置等），应该说仍是中国经济调控的主要症结问题。